教育的生命在于创新
——访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

全媒体记者 李德荣 通讯员 徐大保

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在母校襄阳五中

　　人物小传

　　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枣阳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很大作用。1981年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全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校长。他在武汉大学率先推行一系列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的改革措施：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度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其改革举措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教育学研究方面，刘道玉从事创造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先后出版了《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创造教育概论——知识·智力·创造力》、《创业与人生设计》、《创造思维方法大纲》、《创造教育新论》等10多部著作并在报刊上发表了150多篇文章。1985年获法国总统密特朗最高荣誉勋章，1987年获日本东洋哲学学术研究奖章，1993年获英国剑桥名人中心二十世纪勋章。

　　襄阳走出的青年才俊

　　6月15日，初夏的珞珈山下凉风徐徐，在武汉大学一栋普通的教职工家属楼，我们见到了著名教育家刘道玉先生。

　　刘道玉一家三代人住在130平方米的房间，不大的客厅里放满了书和杂物。居家虽然简朴，但我们从刘道玉犀利的眼神和坚定的语气中，感受到思想的光芒和人性的光辉。

　　刘道玉一生献身教育，我们的访谈也就从教育的话题展开。“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一个人不管它成就多大，都要感恩他的启蒙老师，都要感恩生养他的故土。”刘道玉说，他最不能忘记的，就是当年在襄阳五中的生活。

　　1952年，刘道玉进入襄阳五中学习，他清楚记得，那时候的教育与整个国家一样欣欣向荣，五中老师都是名师，语文老师王文轩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物理老师刘舒远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老师王寿刚毕业于北京大学。良好的师资力量为学生们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1953年10月，刘道玉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1958年8月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学业优异、思想活跃的刘道玉在青年时代迅速出类拔萃，成为组织上培养的接班人对象。

　　1961年，国家准备向苏联派出120多名留学生，由于当时中苏关系恶化，拟定的120多名留学生最后只派出了一名，他就是刘道玉。

　　在苏联留学期间，刘道玉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利用各种场合宣传中国政府的观点和主张。1963年7月，他从苏联回国。在参加中央政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万人欢迎大会上，受到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亲切接见。周恩来总理建议刘道玉去中国军事科学院工作，而刘道玉提出要回武大“报效母校”。

　　1966年5月，32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副教务长。

　　1977年5月，刘道玉调到北京，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任职期间，他多次主持高校工作会议，参加了邓小平复出不久主持召开的科教座谈会，对全国高校拨乱反正、恢复高考、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等起过重要作用。

　　1979年5月，刘道玉辞去高等教育司司长职务回到武汉大学，先后任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同时坚持化学研究。

　　1981年和1983年，中央有关部门先后把刘道玉列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候选人和武汉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刘道玉两次向中组部有关领导表明，他是一个热爱教育并希望终生献身教育事业的人，婉拒了担任教育部门以外的行政领导职务。

　　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新华社消息，经中央批准，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他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一生不求高官厚禄的刘道玉，这一次当上了副部级官员，但他戏言：大学校长顶多只能算是个“学术官员”。

　　高校改革风云人物

　　刘道玉在解释自己的性格特点时说了一个故事：当年考大学时，他报考的是南京大学天文系，“为什么要报天文系呢？我这个人性格中喜欢追求唯一不追求第一，考试做了第一，下次可能就要做第二第三，但是唯一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因为南京大学天文系是全国高校中唯一的天文专业，所以，我就喜欢这个唯一的专业，但是后来录取到武汉大学化学系。”

　　刘道玉热爱教育，希望能在高校教育改革中也做个“唯一”。

　　刘道玉出生在枣阳市蔡阳，读过私塾，上过民国学校，解放后读新中国的高中，其后又到苏联留学，并先后考察了欧美一些著名大学。在比较中西教学后，刘道玉认为，我国几千年来传统教育的游戏规则是“知识游戏”，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教师讲说章句，学生背诵章句。而理想的大学教育，应当是“思想游戏”，着重开发思想智慧，如质疑、反思和批判三大能力。

　　他认为，支撑理想大学的六大原则是：以人为本、大学独立、思想自由、学术至上、民主学风、创造不止。而理想大学的学生是自己发现自己的至爱、发现自身价值和自身使命。

　　他还认为，大学应实施预科制和游学制。预科制就是大学的预备阶段，“我国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之一，就是大学与学生没有相互二次或多次选择的机会，预科制可以克服这个缺点。而游学制可以开阔眼界、博采众家之长，在流动中观察、选择、学习、研究和积累。”

　　被冠以全国重点大学最年轻校长之名的刘道玉，没有辜负这个改革的时代。

　　他大刀阔斧，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以一切有利于学生成长为改革动力，在教学领域积极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第一个在全国推出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插班生制、自由转专业制、导师制、“学术假”制度和贷学金制等，使武汉大学一时间成为积聚青年才俊的高地、“教育改革的深圳”。这些改革创新之举，而今已成为中国高校普遍实行的基本制度。

　　不仅仅是教学制度的改革，刘道玉还给武大和高校带来一种全新的校园风气和文化氛围。著名教授易中天曾谈到过他在武汉大学上学的感受：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

　　刘道玉的高校改革得到武汉大学师生的热烈拥护，武汉大学的学生们亲切地称刘道玉为“永远的校长”。

　　1988年，54岁的刘道玉不再担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华侨大学、海南大学先后邀请刘道玉担任领导职务，但他一一婉言谢绝。他由高校改革的风云人物、高校改革的实践者，很快转型为高校改革的理论研究者和呐喊者。

　　创新教育的呐喊者

　　一生致力于教育改革实践的刘道玉对于教育现状充满了担忧和焦虑，他尝试用思想和声音来影响教育改革。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到陆军总医院看望钱学森，在征求钱学森对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意见时，钱学森却说要讲教育问题。

　　钱学森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钱学森的一席话后来成为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引起温家宝总理的高度重视，2006年11月20日，温家宝总理邀请6名教育专家座谈。温总理先说了钱学森的意见，而后感言：“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刘道玉认为，“钱学森之问”也是他多年在研究教育改革中非常担忧和焦虑的问题。他是研究创造教育的，在“钱学森之问”5年前他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是我回答的力量和声音都太弱太小。”

　　2000年，刘道玉发表在上海《教育发展研究》第12期的一篇文章《关于大学创造教育模式构建》，提出了大学实施创造教育的“SSR模式”：第一个S代表自学或独立学习，第二个S代表课堂讨论，R代表科学研究。这篇文章发表后，全国多家杂志转载，还获得了优秀论文一等奖。“钱学森之问”提出没有“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而刘道玉提出的“SSR模式”，恰好与“钱学森之问”相呼应。按照创造教育模式，学生要大量自学，然后在老师指导下，在自学基础上提出有代表性的问题，按照创造性思维方法进行课堂讨论，再集中若干个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研究。

　　刘道玉认为，钱学森是中国科学第一大师，泰斗级人物，“钱学森之问”登高一呼，放大了中国高等教育需要改革的声音，显示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迫切性，“没有机会做中国教育改革的实践者，就要做研究者和呐喊者。”

　　2009年初，刘道玉发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全国100多家网站转载，评论5000多条，其反响让刘道玉始料不及。

　　在研究教育改革过程中，刘道玉写了5本书，从创造教育的理论、创造思维方法训练到创造教育的实践，形成完整体系，他称之为“创造教育书系”。其中《创造思维方法大纲》、《创造教育概论——知识·智力·创造力》和《创业与人生设计》，又被称为“创造教育三部曲”。

　　2011年4月，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刘道玉写了一篇致清华大学的公开信——《大学需要有反思精神》，提出有必要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对学校办学得失、大学精神进行“严肃的反思”。此文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刘道玉再一次以教育改革家的形象赢得社会的尊重。

　　今年5月，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举办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论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召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刘道玉希望在80岁之际再写一本题为《理想大学》的新书，“作为这一生的收官之作”。

　　他将未来的理想大学模式设想为一种“教育仓储超市”：在这个教育仓储超市中，有各种课程，各种讲座，各种兴趣研究小组；各种自由辩论会，各种梦想剧场，各种社团，各种异想天开的俱乐部。学生就像是顾客，自由选择喜爱的东西；教师是指导，接受各种咨询，解答各种问题；学校领导如总经理，负责制定政策、管理、考评，并为超市储藏最丰富的教育资源。

　　虽至暮年，刘道玉心中教育改革的炽热之焰未灭，追求理想大学的情结没有消失。他密切关注着中国教育的风云变幻，关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问题、大学校长职业化问题、怎样根治大学学术腐败的问题、高校去行政化问题。

　　他的不懈努力也赢得社会的广泛尊重和支持，中国教育电视台网站、腾讯网、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青年网评选改革开放30年30名“中国教育风云人物”，刘道玉名列其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联合评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刘道玉荣誉当选。

　　教育基金福荫学子

　　刘道玉一生俭朴。他说，资源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不论你权有多大，位有多高，都没有权力浪费资源。他一支圆珠笔用了20多年，只换笔芯不换笔，一个刮胡刀用了30多年。

　　但是，在力推创新创造教育上，刘道玉却倾尽了心血和财力。

　　1994年3月8日，刘道玉多方筹集资金，成立了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后改称为湖北省刘道玉教育基金会。因为刘道玉出生在枣阳，求学在襄阳，刘道玉教育基金会的最早受惠学校是襄阳五中和枣阳一中。

　　根据基金会规则，刘道玉教育基金会出资25万元，受惠学校襄阳五中和枣阳一中各出资25万元，学校所在地地方政府出资25万元，这些资金用于学校奖励创造创新型学生，鼓励学校教育创新，鼓励学生学习创新。

　　为了推动教育改革理论研究，刘道玉准备成立面向全国的刘道玉创造教育研究成果奖，对优秀创造教育书籍奖励3万元，对优秀创造教育论文奖励1万元。

　　采访中，刘道玉对记者表示，特别希望母校襄阳五中能在教育改革中起到带头作用，不能只抓分数，抓升学率，要培养创造创新人才，让学生有更多的思想和阅读时间。他回忆在五中的学习生活时认为，虽然那个年代生活艰苦，但同学们生活很快乐，有自由的思考和阅读时间，而且他当年课业考试也很少有100分，多在80分左右，所以，“不能以百分来衡量人才，要以有没有创造创新能力来衡量和培养人才。”

　　刘道玉一生桃李满天下，今年他的众多学生主动张罗要为恩师庆祝八十大寿，但刘道玉婉言谢绝了。为了奖励和鼓励中学教育培养出更多的创造创新人才，刘道玉提出把庆祝八十大寿的资金省下来，充实到湖北省刘道玉教育基金会，用来奖励更多的学生。

　　由于湖北省刘道玉教育基金会的财力有限，目前受惠学校不多，他对记者说，他还有一个梦想，就是能筹集到更多基金，把基金会的奖励从湖北省扩大到全国，鼓励更多的学校培养创造创新型人才，鼓励更多的学生做创造创新型人才。

（本文转载襄阳日报：http://xfrb.hj.cn/Read.asp?NewsID=657623）